2019年3月18日，习召集大学、中学、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代表开座谈会。他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必须“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在他们的大脑中安上“服从”的芯片，让他们成为中共政权的好走狗，使中国人堕入地狱，永做井底之蛙！

反对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源。反对是很平常的事——辩论会上，有正方，就有反方；下象棋、围棋，打足球，对手就处处要与你反着来，这不就是反对吗？正是对手的反对促使你水平的提高！可以断言，消灭了反对就不可能进步，就只会停滞、倒退。美国政治制度彻底开放了反对的空间，美国不是瘫痪而是更有活力。2006年11月20日小布什总统说：“人们举行抗议——这是好迹象，这是健康社会的迹象”。可以断言：没有反对，美国不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是国家，反对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反对国家；恰恰相反，反对政府的不当政策正是爱国的表现而且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正如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因为：异议是一个人的个性本质；你有异议就说明你在思想，你活出了个体性的式样和价值。爱国主义不是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正相反，对领袖、政府和政党发出异议才是爱国。这是因为：“反对”说明你有主见，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你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把你思考过的精彩之处贡献给他人分享。那些始终不懂异议或反对，只知道随唯上是从的人必然缺乏爱心和责任心。

反对与异议的前提是：人类认知是有限性的，每一个人仅仅掌握了部分真理。政府和党不是神，不可能100%的正确。你的政策合人的意，人家就赞成；你的主张不合人的意，人家就反对。只要不采取暴力形式，任何和平的、公开的反党都是合法无罪的。在美国，人们反对任何党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台湾，反国民党、反民进党······，都是天经地义的，没听说有什么颠覆罪！

“拒绝反对”就是把自己看作神或真理的化身，“不许妄议中央”显然是基于党魁的神圣感，容不得任何人批评。不能反对的党是因为它垄断了政权、垄断了一切而万马齐喑。所以，每当党魁的讲话发布后，中国各行各业就只有“学习”赞扬的份！古华人深信，党就是“结党营私”的黑社会，所以，反党就是天赋人权，是社会正义之必然。汉字作“党”，贬义非常强，与“党”有关的词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都不是什么好词。可是中共为了追求一党霸权，竟然把自己神话为“伟光正”，把党简写成党，也就是“特别喜欢给少儿洗脑”的意思，就是“从娃娃抓起”把人炼成为猪狗不如的螺丝钉，习式洗脑使人成为完完全全的党奴，从而使中国堕入地狱。

即使政府说的做的都对，民间仍然有批评、反对的权利。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受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的猛烈攻击和漫骂，面对麦迪逊广场花园骚动的人群，他公然声明，“他们对我的憎恨，是无可非议的，我欢迎他们的怨恨！”因为：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为公民服务的仆人；主人有100%的权利挑剔、批评公仆的主义和政策；人民有选择、抛弃执政党的权利，有反政府权和改换政府的权利。所以，反党反政府都是天赋人权。不许反党就是反人类，就是人类公敌！政党无权要求公民无条件地支持它，除非它是黑社会。惟有共裆政府有“反党”罪，可见，共裆就是黑社会。香港人说：大陆中国多年来有一个“反党罪”，海外是不易理解的。黑社会定出的罪名，本来就是反人类的行为，人类岂能赞同之。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关键看它是否建立起政治方面的反对制度，从而给国家机器装上刹车装置，免得国家机器横冲直闯伤害无辜。合法的反对使社会矛盾通过一定的程序条理化，使对立的各方都能拥有其代表，避免了歧见的累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最早在政权机关建立起反对制度的是希腊人，古罗马人完善了它。古罗马元老院是反对机制的温和形式。罗马元老们都是有独立人格和财产的贵族，他们不依赖于国王。所以，当罗慕路斯晚年日益专制、不听元老院的劝告时，元老们遂雇用杀手将其秘密刺死。公元前510年，罗马结束了“王政”，设置了两个可以相互反对的执政官，一人可以撤消另外一人的命令。为了应付危机，古罗马实行了独裁官（dictator）制度，是对“反对”制度的限制。正是独裁官制和随后的常备雇佣军制最后埋葬了罗马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民主制度也是被希特勒的独裁埋葬的。可见，没有反对的合法化与自由化，民主就难以自存。

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派是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人权理论承认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蕴含了反对的权利。反对的权利主要源于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如果只允许公民说赞同执政者的话，那不叫言论自由。如果只是执政党有立党的权利，那不叫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首先就是持有不同政见的自由，批评执政者的自由。有言论自由，必然有人持反对意见；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大量的反对的声音。允许反对意见就会出现反对派。反对派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诸如：利益聚合，推动辩论竞选、督政问责、储备领袖、缓解冲突等。合法的反对大致有以下几项重要的作用：

1）反对促成了多元民主。结社自由是基本人权；有结社自由，必然有人组织反对派。如果只一个人反对，就称为反对者，一群人反对，就是反对派，反对派结成党就是反对党。党就是公民实现结社自由后的“一部分人”的组织而已；每个人都有赞同与否、参加与否的权利，所以，“结党”与“反党”都是天赋人权。反党的确切涵义是反对某党的消极面、错误面和腐败面，不是故意针对某个党员，当然不会与每个党员过不去。民主的关键是反对的自由，正是反对的自由导致了不同的施政方案的涌现、导致了党派的政策不同，从而为大选公投提供了多个选择的对象。没有反对派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多元民主。

合法反对是避免多数专制的解毒机制。反对派往往是少数，民主政治恰恰要求尊重与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健康地持续要求不能出现僵化的“多数专制”。假如反对活动是普遍的，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多数”局面。面对不同的政策选择，“多数”作为一种临时性同盟随时变化，两个人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可能相互反对，只存在就某个问题而言的多数，而不可能有一个在社会中居于永恒优势的多数。这样，实际上人人都是多数派，又是少数派（即反对派）；从而避免了僵化的“多数派”对其他派别的专制。关心政治是人的天职，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作为政治人，只有持续不断地批评、监督执政党，参与预算的审批与审查才能使我们免受政府和执政党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必须确认：和平地反对任何政党和政府都是无罪的，这样，多元民主才有可能；必须剔除“反党”的颠覆罪或山巅罪，中国才能民主。

2）监督作用。反对党是国家纠错装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对党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执政党的一举一动，专挑政府的“毛病”，即认真审查、批评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反对那些不必要的、极端的、甚至可能为独裁大开方便之门的政策议案，同时必须揭露政府侵犯人权的行政行为。任你执政党怎样的党内民主、怎样的反腐倡廉，都没有反对党来得干脆彻底。反对党夜以继日地监督执政党，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民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遏制了执政党的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好的苦口良药。

3）帮手的作用。首先，反对党对政府的批评有助于政府改善执政；其次，在某些问题上，行政首脑有时会与反对党领袖进行磋商，取得反对党的理解和支持。再者，国家处于严重危急时刻，反对党会与政府合作。2006年美国中期议会选举，反对派民主党获胜，执政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立刻请反对党众议院的领袖佩洛西在白宫共进午餐，经过一个小时密谈，会见了记者，强调寻找共同立场，回避细节问题。他们完全友好相待，没有把谁压倒。

4）后备政府的作用。英国的反对党是“英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是女王陛下可供选择的政府，它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定期开会，研究、决定他们的政策和策略，随时准备承担政府的责任。英国下院的执政党坐在议长右侧，反对党坐在议长左侧；就像一盘棋，卒对兵，车马炮对峙，由议长维持秩序。一旦大选反对党获胜，双方就互换座位，有如足球下半场双方易半场再战，游戏规则井然有序。因此可以断言：政治就是竞赛，在赛场上是对手，在场下就是朋友。赞成与反对的各方，不必互相喜欢对方，但是要容忍对方，承认对方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要给对方相应的礼遇与尊重。所以，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没有敌人，只有对手。民主的选举不是生死存亡之战，而是在竞争为公众服务的机会。每个政党就似一支足球队，都可在足球场上（竞选）拼搏；裁判就是人民的选票；竞赛规则就是人民公投通过的宪法和选举法等。这对任何人、任何党都是公平的。一个公平的社会必然是幸福的、有创造力的和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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